1935年，方志敏烈士牺牲以后，老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十四年后，新中国成立，老人家被接到省城南昌，方志敏的战友、江西省首任省长邵式平交给她一枚图章，告诉老人家，不管在南昌还是老家，缺什么生活用品都能凭章领取。
1935年8月，南昌城一处戒备森严的牢房里，几个国民党士兵满脸困惑与失望。
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搜查，对象是已被俘的“共党大头目”方志敏。
按常理，这样一个掌管过闽浙赣根据地、指挥过红十军的“大官”，身上怎么也该有些金条银元或者值钱的物件。
可翻遍他的全身，除了工作必需的一支钢笔和一块旧怀表，竟然找不出任何一个铜板。
士兵们不死心，甚至威逼利诱，方志敏却坦荡地笑了，他说，你们想错了，我确实有财产，但不在身上。
去年夏天穿的几套旧褂裤，还有几双缝补过的线袜，我妻子把它们藏在深山里了——这就是我全部的‘家当’。
这段后来被他写入《清贫》中的对话，不仅让当时的敌人难以置信，也成为共产党人信仰与操守最生动的注解。
对方志敏而言，清贫不是无可奈何的困窘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，一种与旧世界决裂、与人民群众共甘苦的精神标识。
有一次，母亲在婶婶的陪伴下，徒步几十里山路找到他，目的很简单，希望这个当了大官的儿子能拿点钱，给母亲做条新裤子，给婶婶买点食盐。
面对风尘仆仆、衣衫褴褛的至亲，方志敏心中充满酸楚与愧疚，他何尝不想尽孝？
但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，他只能含着眼泪对母亲解释，妈妈，我是当了主席，可我当的是穷人的主席。
饷银嘛，将来革命胜利了会发，现在真的没有，家里的苦日子我知道，但这是暂时的，将来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
他拒绝了母亲最简单的请求，因为他深知，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用于私情。
这种“不近人情”的准则，同样施加于妻子和所有亲友。
他的妻子缪敏曾一度被捕，妻兄跑来向他求助，希望他能拿出四百大洋疏通关系救人。
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，以方志敏的地位并非完全无法筹措，但他依然拒绝了。
一次，一位做生意的朋友来访，临走时送给缪敏一块墨绿色的平绒布作为见面礼。
缪敏很喜欢，想自己出钱买下来。
方志敏知道后，立刻变了脸色，他夺过布料，翻身上马追赶那位朋友，硬是将布料原样奉还。
他对委屈哭泣的妻子说，我们自己花钱买，那也是变相的受贿！谁让你是方志敏的妻子呢？
在他这里，公与私的界限如同刀锋般清晰，不容丝毫模糊与逾越。
方志敏牺牲后，他恪守的清贫，化作更为沉重的遗产，由他的家人默默承担，并升华成一种家族的信条。
其中最令人动容的，是他的母亲金香莲老人。
1935年儿子英勇就义后，国民党对烈士家属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与迫害，金香莲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方荣松，开始了长达14年颠沛流离、食不果腹的逃亡生活。
他们躲进深山，靠挖野菜、捞螺蛳，甚至吞咽粗糙难咽的米糠维生。
寒冬腊月，祖孙俩没有棉被，老人就整夜抱着孙子，守着一点微弱的炭火取暖，不敢合眼。
即便困苦至此，当昔日与方志敏同窗、后来成为国民党县长的人假意送来“救济粮”时，老人却表现出惊人的骨气，她将来人轰出门外，立下家规：一不讨饭，二不要敌人的施舍。
她坚信，儿子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会胜利，红军一定会回来。
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方志敏的亲密战友邵式平，第一时间将金香莲老人从深山接到南昌照顾。
为了确保烈士遗属生活无忧，邵式平将找到的一方方志敏生前用过的木刻印章交给老人，郑重承诺，今后无论需要什么生活用品，都可以凭这枚印章去领取。
这无异于一张由国家背书的“无限额保障卡”。
可是，让所有人肃然起敬的是，金香莲老人将印章用红布层层包裹，珍藏于箱底，直至去世，从未启用过一次。
在她心中，这枚印章是儿子的化身，是比生命更珍贵的清誉。
儿子一生清廉，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从未用权力为家人谋过一分私利。
作为英雄的母亲，她绝不能因为自己的需求，去玷污“方志敏”这个名字的洁白，去消耗人民对烈士的敬仰。
甚至当她的长孙、方志敏烈士的血脉方荣松在1950年因医疗事故不幸早逝时，这位承受了巨大悲痛的老人，依然强忍泪水，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要求，更没有动用那枚印章。
他的女儿方梅，自幼被寄养在农家，直到17岁才与母亲团聚，几乎是个文盲。
当母亲将方志敏狱中遗著《可爱的中国》交给她，并告诉她“如果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，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”时，方梅深受震撼。
她刻苦学习，在退休后，以微薄的积蓄和极大的毅力，四处走访查证，撰写了《方志敏全传》等著作，让父亲的精神为更多人所知。
方志敏曾写道：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
他和他的家人，用一生的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千钧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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